黄帝陵

　　按照卡莱尔的观点，人们总是相信世上最伟大的人的存在并坚信能够找到他[1]。在原始人的视野中这个伟人就是自己所在部族的首领，几乎没有哪一个原始人不对自己的首领产生崇拜心理，往往个体意识越弱，这种心理就越强。如东非努巴人、安哥拉的卡赞布人、斐济与新西兰地区的土人都普遍认为酋长具有从其祖先那里继承来的某种神性因而对其极为敬畏，甚至认为无意中触动了他或他的东西都会死去；在巴隆加人看来，对领袖的崇敬和服从理所当然是绝对的[2]。这种对伟人的崇拜就是英雄崇拜。各个文明民族都“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3]。中国历史的英雄时代就是以黄帝为其龙头的五帝时代。
　　作为时代英雄，黄帝的业绩主要表现在赫赫战功以及出色的领导才能。在黄帝的率领之下，黄帝部族昭示了自身超乎同期其他部族的强势。这期间黄帝打了两场后来被载入史册的著名战争，即与炎帝的阪泉之战和与蚩尤的涿鹿之战。战争的对手都是强悍有力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证实炎帝族历史比黄帝族还要悠久，蚩尤族的同期文化明显较中原地区进步；战斗的过程也十分酷烈——阪泉之战中黄帝族“三战而得行其志”[4]，涿鹿之战中黄帝族曾“九战九不胜”[5]、“流血百里”[6]。但最终的结果是黄帝一方取得了胜利。当然黄帝族打的胜仗绝不止这两次。战争是“在既定的对内团结一致、对外相互竞争的集团之间所爆发的有组织的、连贯的暴力行为”[7]，其种种诱因中最明显最重要的是经济因素。英雄时代这样的集团如满天星斗，无论大小，都面临争夺或保有生存空间的严峻现实。距今4000年左右大量防御性城邑的出现就是明证。有资料表明黄帝曾多次投身战斗，如银雀山竹简本《孙子兵法·黄帝伐赤帝》说黄帝除南伐赤帝之外还东伐□帝、北伐黑帝、西伐白帝，“已胜四帝，大有天下”；《商君书·画策》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乱、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史记·五帝本纪》说其族“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等等。战争频仍或许可以说是时代的特征，但时代的强者是以黄帝为领袖的部落和部落联盟。因为是强者，黄帝才能够笑傲血雨腥风的远古疆场；同时作为战胜方，黄帝又获取了进一步发展壮大所需要的诸多“营养”。阪泉战后形成的华夏部族集团中黄帝的地位明显更高，涿鹿战后华夏东夷文化在中原地区日趋融合、黄帝逐渐成为黄河流域的“共主”，这些都能在先秦文献中找到证据。如《国语·周语》中说“……夫亡者岂繄无宠，皆黄炎之后也”。《吕氏春秋·荡兵》说“兵所来自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作为兄长的炎帝在人们的习惯称呼中已位居弟弟之后。又如《管子·地数篇》说“蚩尤为黄帝造兵器”，《管子·五行篇》说“黄帝得六相”而蚩尤为其一，《韩非子·十过》说“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皇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作为战神的蚩尤已死，其部族却向黄帝俯首称臣。黄帝通过战争树立起的英雄形象深深嵌入历史的记忆里，春秋时晋秦开战前夕晋侯使卜偃卜问，占卜的结果说“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8]。——将黄帝的英雄业绩长久供置于神圣的宗教资料库中，正反映了人们的崇拜心理。
　　人们牢记英雄黄帝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黄帝族系英雄频出。龙山时代结束后，中国的历史进入三代。作为三代的开山，夏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之大难以言喻。在这个重大的转折时期，社会由“天下为公”的“大同”进入“天下为家”的“小康”[9]，君王之治的重点也由“天事”变为“民事”[10]。由于三代“直道而行”[11]，这种转变奠定了其后历史发展的方向。那么这些奠基者从何而来呢?据《山海经·海内经》“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大荒西经》“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按：“开”即“启”)以及《海外西经》“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乘两龙……”的记载，他们应归属黄帝族系，因为鲧与禹的关系世所周知，而龙蛇又为黄帝族系的图腾。虽然《山海经》一书具有太多的神话色彩，但上述记载不可一概为虚构。在一些正统的非神话文献中也可以找到殊途同归的线索，《礼记·祭法》云“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族颛顼而宗禹”，所谓禘就是祭祀本族的远族，夏禘黄帝即是自认黄帝为其远族。加之现代学者杨宽关于“姬”、“姒”古通，杨向奎关于“姒”所从之“以”字的小篆写法像盘蛇之状，为图腾标志[12]，吴锐关于夏发祥于西北黄帝族故地的有力论说[13]，夏为黄帝族裔应该是可信的。三代中除过夏，周的建立者也是黄帝族的苗裔。黄帝姬姓，周人亦姬姓；周族的发源地基本上也在黄帝族早期的主要活动区域。更重要的证据来自周景王的一次自报家门：“我姬氏出自天鼋”[14]。吴锐认为“黄帝、夏、周之图腾虽几经变化，而实可断为同一系统，同一族类”的结论，极有说服力[15]。
　　从史前到文明，在每一个重要路口都有黄帝及其苗裔竖起的里程碑。令后人回眸即见的丰碑不断唤醒并加深人们关于这位英雄的记忆，这种记忆是崇拜心理产生的前提。
　　注解：  
　　[1][英]托马斯·卡莱尔：《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第1页、第5页，周祖达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
　　[2][英]弗雷泽：《金枝》，第307～311页，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
　　[3] 恩格斯：《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5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4]《大戴礼记·五帝德》。
　　[5]《太平御览》卷一五引《黄帝玄女战法》。
　　[6]《庄子·盗跖》。
　　[7][英]布鲁斯·林肯：《死亡、战争与献祭》，第209页，晏可佳译，龚方震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8]《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9]《礼记·礼运》。
　　[10]《文献通考》卷四七《职官考一·官制总序》
　　[11]《论语·卫灵公》。
　　[12]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第2l～23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
　　[13]吴锐：《中国思想的起源》第二册，第503～512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
　　[14]《国语·周语下》。
　　[15]吴锐：《中国思想的起源》第二册，第637～670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
　　

黄帝祭祀研究/何炳武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03